龙8官网手机登录入口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
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这个名号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唤起，已无从考据。今时今日的人们一次次地重提，大多是因为故人难再回。
四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他们去的去、老的老，那个时代也随之落幕，但世人依然没能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当下。
金庸走的时候，多方媒体要蔡澜说几句，他一一回绝了，只给无法前来的老友，作家亦舒去了一封书信。
据信中所记，2018年11月6日，金庸的头七在跑马地的东莲觉苑举行。仪式由法师主持念经，来人各分派一本经书，经书很厚，从头念到尾要几个小时。
彼时，他77岁，《倚天屠龙记》里写“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他望着来来往往俯身拜礼的人，相熟的大多已白发。
拄仗者也曾摩拳擦掌、也曾意气风发，奈何岁月步步紧逼，好不威风，“香港四大才子”成了世人温故的符号，而那半个世纪的灿烂，也终是化作回忆。
“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流年似水，江湖早已不再，只能长歌当哭，为那个业已消失的时代送行。
蔡澜说，他与黄霑讲广东话，与金庸、倪匡二位讲国语。查倪二人则互相叽里咕噜讲上海话（这里指江浙地区的方言）。
1948年，查良镛24岁，还不是“金庸”，自上海登上南下的飞机，才想起身上并无一分港币。邻座恰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递来10元港币雪中送炭。
落地租车，他不会广东话，操着浓重的浙江海宁口音告诉司机“去餐馆”，下车后发现司机误把他送去了“差馆”（警署）。
查良镛此行也未想久留。他是顶替新婚的同事，前来紧急支援刚刚复刊的香港《大公报》，说好为期半年，未成想，后来乡音未改鬓毛衰，白手少年立业香江。
查良镛到港后的第二年，8岁的广州人黄霑，也跟随父母踏上了这片遍地希望的土地，落户九龙深水埗。
深水埗是一代宗师叶问发迹的地方，可以谓之卧虎藏龙，也可说是鱼龙混杂，那里的孩子，都是吃着对方的拳头、听着大人们“出神入化”的粗口长大的。
有一回，表弟向其哭诉被一个名为“李振藩”的同学欺负，黄霑拍案而起，撂下战书：周日晚，巴富街沙桥见，要求与对方决一死战。
很多年后，“李振藩”改名“李小龙”，而“与李小龙街斗”则成了黄霑引以为傲的“少年威风史”之一。
像这样的打斗，在当年的香港街头并不少见。那个年代，被港人戏称为“英雄年代”，彼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社会治安欠佳，乱世之中，尚武精神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1955年，作家梁羽生在结束了《草莽龙蛇传》的连载后，倍感疲乏，提出休整。报纸总编为了填补版面的空缺，不得不向报社内的另一个“笔杆子”查良镛约稿。
几乎是赶鸭子上架，为了催稿，总编特意派一名编辑坐在查良镛家等，说“九点钟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报纸出来，版面“将有一大块空白”。
在编辑的灼灼目光下，查良镛仓促之间构思了小说的主角，男主角是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儒雅书生，女主角是一对回疆姐妹。落款署名时想不出好的笔名，就把镛字拆开，成了“金庸”。
小说第二天便被刊登在《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上，随后报纸销路倍增，一时洛阳纸贵，金庸也一夜成名。
武侠新风一路刮到了海外，国外诸多中文报纸争相转载。在信息传输不算发达的年代，许多国外记者每日搭飞机往返香港，将最新刊登的连载篇章带回，连夜印刷派送。
在新加坡，有个书香门户，家主是“下南洋”的华人，保留着订中文报纸的习惯，家里的一双儿女都是是金庸的忠实粉丝。每次报纸刚刚送到家里，两人便将连载版面一撕两半，姐姐一半，弟弟一半，如饥似渴地拜读。
那户人姓蔡，家主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职员，一家人就住在戏院楼上。小儿子蔡澜幼时玩闹，在楼上一探出头就能看到电影银幕，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看电影。
家学渊源，1955年，新加坡中文报纸的小说版面上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往下翻几张，电影版面就有蔡澜写的影评。
两年后，年仅16岁的蔡澜北上日本，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而靠吃老鼠肉果腹的倪聪，也终于结束长达8个月的颠簸，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8个月前的冬夜里，内蒙古大兴安岭正经历着一场大风雪，运煤车无法抵达，在零下40度的日子里，到此垦荒的上海人倪聪带头拆掉一座小木桥生火取暖，侥幸活命，但也因此被指控、批斗。
为了逃脱惩罚，他在寒夜里扒上了一列不知去往何方的火车。火车一路开到大连，他又靠扒货轮辗转回到上海老家。
1957年7月中旬的一个凌晨，一艘运菜的小船停靠在香港的一处码头。甲板上面放着菜篓子，下面逼仄的空间里挤着十几个偷渡客，其中就有狼狈不堪的倪聪。
很多年后，以笔名倪匡被人熟知的倪聪，早已忘记那个22岁的自己是怎样上岸，只是记得那天的香港下了一场大雨，那雨，下得惊天动地。
现如今，一提到香港荃湾，大多数人会想到梦幻的迪士尼乐园，但在六十多年前，那里还是一片荒地，藉藉无名的年轻人们聚集在那里打地基、起高楼。
做工间隙，他看到工友在讨论《真报》上的时评。那篇时评连载了3天，倪聪通读之后，只觉“狗屁不通”，于是执笔为文，一个下午洋洋洒洒写下一篇与之观点相悖的万字长稿，寄给报社。
想不到，过了几天，报纸全文刊出，并标明是读者来稿，与该报作者意见相违云云。而那位作者也亲自约倪聪见面，当面奉上90元稿酬。
彼时的《真报》编辑部在香港荷李活道30号2楼的一个房间，十分简陋，人丁单薄，编辑们什么都要干，倪聪便变换笔名，用“衣其”写政论，用“沙翁”写杂文，用“九缸居士”写养鱼的文章……至于“倪匡”，只是他众多笔名之一，“匡”字是从《辞海》里信手捏来的。
两人登记那天是1959年5月20日，办完手续，他和妻子见门口有一报摊，报摊上有新报纸出版就买了一份。
在香港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共识，《明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靠的就是独立社评，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
金庸说：“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
有人把炸弹送到《明报》报社，秘书看到之后报了警，赶来处理，炸弹被放在马路上引爆了。政府部门派24小时贴身保护他，还准备了十个假车牌，每天换来换去，以防被人跟踪。
为了保持中立，《明报》曾一度谢绝外界资金，除销售报纸所得，“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明报》初创之时，每日销量不足一万份，入不敷出。借助武侠小说连载吸引读者，曲线救国，成为金庸屡试不爽，也无可奈何的办法。
凭借一部《神雕侠侣》，《明报》很快便创造了日入万元的成绩，但随着销路拓展，仅凭金庸一人之力难以维系，刚刚崭露头角的倪匡，杀进了他的视线岁，他所供职的《真报》上正在连载名家司马翎的武侠小说。司马翎拖稿失联，倪匡请缨，连载两周，竟无人发现，读者反而好评如潮。
为了节省成本，金庸给出的稿费比其他报社要低一些，但过惯了苦日子的倪匡却很知足，每月底拿着一张五百块的钞票，总是可以笑上半晌。
卫斯理系列一写就是41年，虽然倪匡本人从未声称其为科幻小说，但世人皆当他是华语科幻鼻祖，金庸评价他：
导演张彻与倪匡绵亘20多年的合作同样起源于他的满腹鬼才，两人之间是惺惺相惜，也是不打不相识。
赴港后，张彻以笔名何观写影评，经常跟一个叫“岳川”的影评人打笔仗。岳川每次都把何观骂得狗血淋头。
张彻与倪匡年纪相仿，又同是上海人，报纸上的笔战打得多了，反倒乐意找一家杭帮菜馆，讲一讲吴侬软语。
1965年，邵氏公司老板邵逸夫对泛滥老套的武打片厌烦，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侠片，便找到了张彻。
张彻的第一部武侠片是《边城三侠》，上映后没有激起太多波澜，他便想到了倪匡。倪匡闻之道：“你们邵氏那么多人才，轮得到我来？再说我只会写小说，不会写剧本。”
1967年夏天，《卫斯理》的连载中断了2个月，2个月后，倪匡把剧本交给张彻，借了《神雕侠侣》中杨过断臂的梗，定名《独臂刀》。
看到《独臂刀》时，蔡澜耳目一新。筹备电影之前，张彻就曾与蔡澜大谈自己的抱负，而这部《独臂刀》则完整地再现了他的雄心壮志。
不同于彼时舞台剧形式的武打片，《独臂刀》是鲜活的，一刀斩下去就有血，有骨头撕裂的声音。于是乎，蔡澜对倪匡其人，产生了无限好奇。
60年代，邵氏影业旗下有一当红小生，名为岳华，岳华的女友便是后来写出《我的前半生》、《喜宝》等著作的女作家，亦舒。
邹文怀在邵氏初创时便加入，是邵氏的肱股之臣。但是，13年的兢兢业业没有换来应得的回报，邵逸夫的爱人方逸华不断干涉侵占邹文怀的工作。
公司成立后，邹文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开创性地引入“卫星公司”制度，为明星建立个人工作室。而嘉禾旗下的第一个工作室的主人，正是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巨星——李小龙。
彼时，为了打响李小龙回国后的第一炮，邹文怀四处周旋，请来了大导演罗维，至于编剧则选择了倪匡。
1971年，由罗维导演、倪匡编剧、李小龙主演的电影《唐山大兄》上映，创下香港开埠以来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第二年，倪匡在报纸上翻到霍元甲有个大，便又为李小龙量身定制了《精武门》。
甚至，还有学者开始专研《精武门》主角陈真的生平。倪匡哈哈大笑，说道，陈真的故事只是他编的罢了。
那一年，辽东鹿鼎山的竹林里，建宁公主拎起了韦小宝的耳朵，随着山中别院里传来六位夫人的笑声，《明报》完全摆脱了财政束缚，武侠小说家金庸也就完成了使命。
他对她的评价极高：“她是我见过的女作家中，写散文写得最好的一个。”那句广为流传的“一见杨过误终身”便是出自于林燕妮之手。
在金庸笔下，一见杨过误了终身的，有香消玉殒的公孙绿萼，有终身未嫁的陆无双、程英和郭襄，还有退而求其次的郭芙、耶律燕和完颜萍。
1977年，林青霞在香港拍摄《红楼梦》。一次餐叙中，导演李翰祥身边坐着林燕妮，林燕妮的另一边则是黄霑。
席间黄霑常常提“林美人”三个字，林青霞起初以为是自己，后来才知道黄霑口中的“林美人”，永远只会是林燕妮。
1975年，黄霑的原配，女演员华娃已经怀上了第三胎，但黄霑还是选择了要美人，不要家庭，纵使千夫所指，也毅然离婚追爱。正如他在《流光飞舞》中所写的：
他们相爱后的第二年，香港多了一家规模很小，但很有名气的广告公司——“黄与林广告公司”，黄是黄霑，林是林燕妮。
当年，化妆品品牌Revlon进入中国市场，黄霑从李白的《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句取“露华浓”作为其中文名，既有韵律又有美感，至今仍被奉为“信雅达”翻译的典范。
又例如他为人头马设计的广告，“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单刀直入，着眼于奢侈品的社交功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勾勒出浮华中觥筹交错的画面。
1988年，金庸在家中做东，黄霑下跪求婚。纵使金庸亲书赠联“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却也没能让美人走进婚姻。
黄霑一生的金曲巅峰，都是被徐老怪逼的：“我跟徐克合作，从头吵到尾龙8long8。如果杀人不犯法，施南生早当寡妇了。”
徐黄缘起，始于1984年的《上海之夜》，此后多年，黄霑先后为徐克奉上了《上海滩》、《当年情》、《倩女幽魂》等经典之作，但每一次的创作历程都颇为坎坷，每一次都被徐克逼得发疯。
不疯魔不成活，黄霑胡乱翻起了古书《乐志》，忽悟“大乐必易”，反弹五音宫商角徵羽，顿觉点起了心里的沧桑，旋律歌词一挥而就，曲谱的空白处洋洋洒洒地写着几个字：
不久，《笑傲江湖》在热映，一响起《沧海一声笑》，观众们都会不由地跟着唱起来。市场纷纷向黄霑求购版权，黄霑给罗大佑打了一通电话：“不如我们出一版吧？”
皇图霸业笑谈中，不胜人间一场醉。黄老邪心中的那一份俗、一份野、一份狂、一份真，这世间怕是只有徐老怪最懂。
2001年，60岁的黄霑患肺癌，没有告诉任何人，唯独跟徐克说：“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了，让你知道，免得你觉得突然。”
蔡澜的志趣早已不在电影。在那个被商业裹挟的年代，电影盛不下他的思考，他羡慕黄霑，一支笔、一壶酒便可慰平生。
在电影界之于倪匡犹如众星拱月的那些年，蔡澜曾经把自己写的剧本交给制片人，对制片人言简意赅地说：“这是倪匡写的。”制片人一看，剧本很好，行文也是倪匡的风格，立刻拍板，买下版权。
相识多年，老友鲜少相求，倪匡自然不吝相助，每次和金庸吃饭，就大谈蔡澜。起初金庸并没在意，后来终于忍不住要来几篇文章翻阅，的确清新。
从此，蔡澜在《明报》副刊开了一个名叫“草草不工”的长期专栏。“草草不工”四个字是他的自谦，形容潦草与马虎。但实际上，蔡澜对于写作锱铢必较。
多年后，蔡澜回忆：“当年，就算是几百字的文章，我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斟字酌句。好在那几年，我写的东西还算过得去，没有给金庸先生丢面子。”
年轻时的成龙意气风发，却也是个“愣头青”，得罪了许多大佬。一次，成龙去酒店吃饭，竟被二十几个古惑仔提砍刀围上，拼了命才侥幸逃过一劫。
蔡澜是个乐善好施之人，人缘甚好，整个香港娱乐圈都愿意为他留三分薄面，如果说世上只有一人可以从古惑仔眼皮底下带走什么人，那人一定是蔡澜。
他当下大叫：“酒又不是最好，女人也不是最美！不甘心，不如把构思卖给电视台！”黄霑、倪匡连忙说好，一拍即合。
如此，3个年过半百的风流才子聚首，在演播室，喝着最贵的酒，伴着最美的人，吞云吐雾、谈天说地。
节目名为《今夜不设防》，所谓“不设防”，就是男男喝到微醺再开机录制，兴之所至，插科打诨，妙语如珠。
在那档节目中，张国荣轻飘飘地说“人人都有嘴巴啊，就让他们去讲咯”，黄霑兴起强吻，也不以为意；
有人评价：“那时的巨星，才是真正的巨星。”如今看来，那个年代，那不设防的一夜，那些在镜头前歪斜的明星，弥足珍贵。
节目做了两年，倪太李果珍向倪匡提及她最怀念的时光，是两人刚刚结婚，身无分文的时候，那是夫妻两人最开心的时光。
“我已决心淡出，自此天涯海角，闲云野鹤；醉里乾坤，壶中日月；竹里坐享，花间补读；世事无我，纷扰由他；新旧相知，若居然偶有念及，可当作早登极乐。”
2002年，导演张彻离世。灵堂之上，高书“影坛宗师”四个大字。当天，黄霑和蔡澜扶灵，众人哀悼万分。
灵堂两侧有一副对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高山指的是《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曲《高山青》，独臂说的是电影《独臂刀》。
早年，两人找铁版神（又称铁板神数，中国古代命理术数之一）算命，算到倪匡60岁便不算了，但算出黄霑可以活到70岁。
“是否上天想透过他，教我们从今以后要好好学懂珍惜，由今日起我们要很率心地爱护我们本来就该爱护的事事物物，因为好的事物不会永远陪伴着我们？”
垂暮之年，黄霑在其博士论文上写下一个悲观的结论：香港音乐界气数尽了。他痛陈香港流行音乐“再没有美丽的旋律”，并让人刻了一个印章——
他说自己是“老头的脑袋，少年的心，更老的身体......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心里面还是很沧桑，很悲凉，很沉郁”。
20多年后，当年的笨小孩也即将年满60，在鲁豫的访谈节目中说：“想推广一下广东歌，广东歌已经太久没有被记住了。”
蔡澜还在吃、还在喝、还在玩、还在写、还在刷微博、还在解惑，但是偶尔也会感慨几代人的烦恼“通通一样，就是这么无聊”。
2005年，时隔14年，倪匡还是回到了香港，落地的机场是他走之后建的，当年的住所已经变成了学校，许多故人离世，“这次回来，朋辈半为鬼”。
连载了41年的《卫斯理》最终做结，最后一本定名为《只限老友》。书中的卫斯理和一众老友远遁星海，从此再无音信。
那天晚上，唐鹤德在社交网络上发文悼念金庸，配图是金庸在1995年亲笔写下的“鹤鸣九皋，德被三世”，这幅字一直被妥善保存。配文中，唐鹤德提到自己是“超级的金庸迷”，张国荣当年曾替自己向金庸索取签名。
那时，倪匡每每都是心惊肉跳，但等到金庸真正去了，他却说：“人到了年纪，必然要面对死亡。不必过分悲伤。”
那段曾经的香江传奇，已渐渐随风，融入茫茫岁月中。但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