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发布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投降。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中国人民流血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这种抗争里，有军人的无畏身躯，有民众的不屈信念，还有振奋人民抗战热情的精神武器。诞生于晋察冀根据地的《晋察冀画报》，就是在“寒酸”的物质条件中，举起的一面耀眼的战斗旗帜。
晋察冀根据地从草创到撤消，跨越近10年半的时间，其中大半时间处于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在极为残酷困苦的物质条件下，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依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就，涌现出邓拓、沙飞等一批优秀新闻工作者。在抗战初期，晋察冀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就创办了40多种报刊。在抗战期间，仅冀中区就先后创办过250余种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根据地专区以上的党政军群单位就创办了400余种报刊，编印图书达500余万册。“报刊的种数之多，参与办报刊的单位和人员之广，是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相比的。”
△1939年，冀中八路军骑兵训练。这张照片的作者是吕正操。他曾以两万斤小麦和20条跟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买来了”延安有名的摄影记者石少华。此后，石少华与沙飞一起办《晋察冀画报》
1942年7月7日，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在河北石家庄平山县太行山里的小山村碾盘沟诞生。
《晋察冀画报》（即《解放军画报》前身）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发行的第一本画报，也是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个画报刊物，受到和延安《解放日报》的高度评价。画报内容以反映根据地斗争和建设的新闻照片、美术作品为主，也刊载通讯、报告、诗歌、散文等。它通过富有战斗性的新闻照片和详实的通讯，先后刊出了大龙华歼灭战、黄土岭战斗、挺进塞外、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战斗英雄邓世年等生动感人的报道。
1942年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平山县碾盘沟村正式成立，沙飞任主任（社长），罗光达为副主任，赵烈为指导员。创刊初期，画报社有一白余人，设编校、出版、印刷、总务四个部门。《晋察冀画报》创刊号16开本，共94页，用瑞典木造纸印刷。封面上印有红色的“晋察冀画报”繁体字，从右向左排列，发行日期“1942.7.7”（纪念全民族共同抗战五周年）。封面照片《塞上风云》（1937年10月向长城内外进军的八路军杨成武支队）和封底照片《沙原铁骑》（1937年10月向冀西进军的八路军骑兵营）都出自沙飞之手，为彩版套印，以晋察冀军区部名义出版，晋察冀画报社编辑印刷。这期画报全面反映了晋察冀边区抗战五年来的战斗和建设成就。
聂荣臻为《晋察冀画报》创刊号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竞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白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时间以抗战为界，空间以统治力量为界，战后解放区的物资匾乏和战前国统区的富庶繁荣恰成鲜明对比。抗日根据地仿佛回到原始社会：物资匾乏，交通闭塞，生活困顿；缺少现代工业所需的人才、设备和技术；而文化出版业因受制于技术的传入也显得无所作为。摄影作为一种机具艺术，其生产、传播具有很强的器材依赖性。而在以生存为首要任务的根据地的艰苦环境下，由于器材、设备等物质的匾乏，摄影图像的生产与传播所受到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
△1944年7月，八路军采用围而不打的战术围困冀中小漳据点。图下暗部是120胶卷衬纸上胶布的痕迹。当时胶卷奇缺，摄影师会想尽办法节约。此痕迹是胶卷上第一张向前挤得过多所致
由此可见，一张照片的获得离不开照相机、胶片、照相纸、冲洗药品等设备材料，其中照相机和胶片是成像最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照相机是的话，那胶片就是弹药，要发挥出武器的功用，二者缺一不可。而晋察冀摄影史的一条重要叙述支线，则是围绕着摄影器材的获取与使用而展开的。
晋察冀最初的照相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到根据地参加的摄影者带进，如沙飞从全民通讯社带进来的照相机，一是红军时代缴获的战利品，如聂荣臻使用的照相机。但是初期照相机的数量屈指可数，随着根据地摄影培训活动的持续开展、部队摄影网络的建成，摄影队伍急剧膨胀起来，最初的几台照相机根本不敷使用。1941年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摄影组成立时，5名摄影记者仅有一台日式F4.5照相机和几个胶卷，器材的缺乏逼迫摄影组采用换人不换机的工作方式以尽可能地完成拍摄任务。摄影组长袁克忠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孟振江刚用它参加报道冠青（县）大（城）战役，紧接着刘士珍随部队用它去完成反蚕食战斗的报道，我又用它去采访青（县）沧（州交（河）战役。”
战利品是补充器材的一种方式。不过虽然经常看到缴获摄影器材的描写，但事实上缴获器材并不容易。首先，那个年代照相机并不普及，携带了照相机和胶卷而又被打败的敌人并不多见；其次，战时环境照相机、胶片属于军用物资，严格控制，战败方一般都会采取主动毁坏方式处理。再次，缴获的胶片之类有时战士并不明白其重要性，不一定会想到送画报社，有时送过来的感光片因为士兵缺乏摄影知识导致而不能使用。1941年，当八路军摄影人员使用缴获的座机和玻璃感光片拍摄隆重的五卅祝捷大会时，结果冲洗出来的照片却是黑板一块没有影像。原来一个战士以为这些缴获的感光片是镜子，全连一百多名战士把这些感光片一包包全拆开看，导致漏光全部作废。
△这张照片是白求恩的大作。1938年，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医生为日俘治伤。这是迄今人们能够确定的唯一一件由白求恩亲摄的影像资料
晋察冀根据地地处贫穷的华北农村，工业基础薄弱，除了生产一些最基本的工具及战斗急需的武器弹药等军工产品外，晋察冀补充物资的主要方式还是购买。无论是照相机、放大机还是胶片、相纸、药品等消耗材料，除了纸张之外全部要通过购买才能满足基本需要。并且摄影器材作为军用物资，遭到严格禁运，一律不得输送买卖。这些必需的摄影和印刷器材，
军区必须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突破重重封锁从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购买而得。为了购买摄影器材，有时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1943年春，冀中军区的摄影记者刘明的哥哥刘慕曾和本村的王佐周、王丑三人往冀西运送照相器材、电台零件等军用物资时，由于叛徒告密，在满城县江城被日军杀害。
由于靠近北平、天津、保定等大城市，晋察冀购买器材还是比其他解放区更为方便。然而由于日军的经济封锁政策，晋察冀的边币不能在敌占区通行，所以购买摄影器材和印刷物资不得不动用黄金等硬通货。“解放区摄影大事记”中，多次记载了购买摄影器材和印刷材料的重重困难和高昂代价：
“1942年，晋察冀画报社派王丙中去北平采购印刷物资。买到东西运出北平时，因汉奸告密，龙8long8唯一官方网站被日本人抓起来，以私通八路罪严刑拷打，经地下组织积极营救，用黄金赎买，才幸免遇难。”
1944年4月，晋察冀画报社摄影器材和印刷物资发生困难，军区调拨数十两黄金，派李途赴平、津采购。”
相比之下，被归入摄影耗材的胶卷在根据地是更加稀缺的物资。有的摄影师一年只能分配两个胶卷，充其量只能拍摄几十张照片，而需要考虑的拍摄题材却要多得多，节省胶片就成了拍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事项。这导致有时拍摄激烈的战斗时，摄影记者拼命冲上去也只舍得拍两三张。部对胶卷的使用做了规定，比如不能拍摄私人照片。沙飞的警卫员白田野回忆:“胶卷是从敌人手中弄来的，是冒生命危险换来的，不能私自瞎照，照的胶卷要经审查要有意义、有内容，他（沙飞）要检查。”
摄影器材的短缺严重制约了晋察冀摄影活动的开展，主要体现在拍摄题材和拍摄方式的选择方面，对晋察冀摄影风格的形成也是重要因素。
首先，由于胶片之稀缺，摄影记者常常在该不该按快门、值不值得拍方面颇费踌躇。如果事无巨细先拍下来再说，又担心“有时机会来了又怕胶卷接济不上‘断顿儿’”。在这种状态下，首先，拍摄成了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事件的重要程度、人物的级别高低成了决定是否按下快门的标准。正如顾铮评价沙飞所言，“严酷的物质条件不允许他在拍摄时有多少即兴发挥的余地。因此，沙飞的照片只能是某种有计划的产物。”沙飞是晋察冀的最高摄影干部，在物资的支配上享有其他摄影师不具备的特权，对待拍摄活动尚且如此谨慎，一般摄影师就更不必说了。
△1940年，晋察冀边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图为儿童团举起当选代表。这张照片的作者是晋察冀画报社摄影记者叶曼之
其次，抓拍的冲动受到抑制。虽然沙飞、石少华等都强调抓拍的重要性，但在物质匾乏的实际状况下，摆拍也就成了不得己的选择，因为这样起码可以减少拍摄的失误率，更加充分地利用好每一张胶片。不过这也容易导致画面风格呆板，人物表情僵硬等毛病。但即使这样，仍有大量作品是在紧张激烈的实战中抓拍而来的。
此外，胶片本身的特点也影响了摄影内容的表现。由于当时的胶卷感光度较低，加之许多胶卷缴获时己经过期，非常不利于在弱光条件下进行拍摄。然而除伏击战、遭遇战之外，部队作战一般都在夜间趁黑进行，拂晓前结束或撤出战斗，所以很难拍到八路军的实战镜头。这对表现八路军的英勇战斗非常不利。后来画报社从平津等大城市买来了闪光器和镁光粉，但在前线却不能使用，因为闪光容易暴露目标，只有离敌人火力较远时方可使用闪光拍摄。1945年7月房山战斗夜间攻城时，摄影记者李力兢不愿放过拍摄机会，在突击队攀爬城墙时点亮镁光机拍了一张照片，结果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被战士们一顿臭骂。
晋察冀的图像生产还受到摄影记者主观意识的影响。抗战初期，摄影记者作为重要人才，在晋察冀得到了良好的保护，然而对于以“深入现场”作为主要工作方式的新闻摄影而言，这种严密的保护却又制约了战争题材的图像生产。聂荣臻曾指示各作战部队要保护好摄影记者，因此在战斗中，前线指战员一般不让记者进入一线随战斗部队一起行动。甚至有时战斗已经结束了，部队才同意摄影记者随搜索部队一起前进，还要派警卫战士专门保护。
抗战初期，摄影记者寥寥无几，因而得到了部队的特别保护，在参加战斗时一般都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显然这是不可能拍摄出生动真实、富有感染力的战斗照片的。这种对摄影人才的保护一直延续到抗战后期。1944年夏，画报社记者石少华、纪志成到冀中九分区采访津南支队武工队，支队领导起初不同意，说是上级指示要保证摄影记者的安全。经石少华再三解释，才允许他们到战争环境严酷的津浦路东去采访。由于石少华的坚持，他才得以拍摄下《白洋淀水上游击队》、《向渤海进军》等影史留名的出色照片。
其次，在战争环境下，部队摄影记者具有战斗人员的属性，同样应胆大心细、沉着勇敢、机智灵活，在战斗的状态下完成拍摄任务。从照相机的特点看，当时所使用的镜头基本为标准镜头或小广角镜头，没有长焦镜头，更谈不上变焦镜头。白求恩遗赠给沙飞的柯达莱丁娜相机就是50毫米的标准镜头。在适合于肉眼直接观察的距离上，标准镜头所摄画面主体仍可能显得过小而不够突出，因此摄影记者必须尽可能地靠近前线、冒着炮火才能获得理想的画面。这与卡帕的精神不谋而合。当然不负责任的记者也可以事后摆拍出战斗场景，但这与沙飞“不得摆拍”的要求完全相悖。
战地摄影记者是十足的高危行业。战斗中，日本狙击手的重点打击目标为八路军的司号员、举旗员以及摄影师，摄影记者在战场上活动相当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有时观察好位置后爬上去就拍，拍完立刻下来。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战场上受伤、牺牲的新闻记者中，摄影记者占了多数。疲倦、忘我，与死亡仅有一步之遥。在激烈的战争情况下，坚信战争的正义巩固了摄影师们对事业的热爱和献身精神。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发行范围广泛，不仅送至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重庆，还委托国际友人转发到国外。同时还由晋察冀边区新华书店龙8long8、延安新华书店和全国各大书局经售。不仅在边区引起普遍重视和广泛影响，还在游击区、沦陷区以及海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争得了反法西斯盟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
△沙飞与他的战友在碾盘沟。左至右：徐复森、赵烈、张一川、罗光达、刘博方、裴植、王秉中、沙飞、何重生
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军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围剿，1943年2月，《晋察冀画报》转移到平山县曹家庄、阜平县上庄、柏崖村、洞子沟等地出版。1943年秋，画报社在阜平县柏崖村被日军包围，指导员赵烈、工务长何重生等9名战士壮烈牺牲。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晋察冀画报》共不定期出版了13期，期问出版过数期专刊和增刊，并负责部队教材和宣传资料的印刷。1948年春，晋察冀与晋冀鲁豫边区合并，成立华北中央局和华北军区，同年5月，《晋察冀画报》与晋冀鲁豫的《人民画报》合并为《华北画报》，沙飞、石少华任正、副主任。1951年2月，《华北画报》更名为《解放军画报》，并为新中国《人民画报》在内的其他新闻摄影机构输送了大批骨干人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摄影师张进学日夜兼程，随所在部队第一批出关，用沙飞送给他的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收复山海关的场景。
抗战时期的《晋察冀画报》，它如冲锋号角，以独特生动的艺术形式极大地鼓舞着抗日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